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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Insomniac / 失眠人的艳遇

我在寻找一个人。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——相貌、年龄、职业,我全不知道。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,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。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,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、亲近已有半年。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,非得搞清楚他是谁。在此之前,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。

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,刚拿到艺术学位,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。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、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。我教一点书,时而到餐馆打打工,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工售货员。我的收入五花八门,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。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,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,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。

此外,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。三十岁这年,我不仅是患者,而且晚期了。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。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,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,没钱、没履历,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。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,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。

直到一夜,我略微偏脸,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。我不认识我的头发,但我认识我的失眠。就是这个情形,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,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,它们开始勒我。

那夜我知道我完了,跟癌症一样,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。这个回归,就是晚期。辗转越来越急促,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。之后我打开灯,对了,就从那夜,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,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。

凌晨三点,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,离开了床。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,打开来,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。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。我发觉了它——挺远一座楼上,在与我相仿的高度,有扇窗亮着。接下去的一些夜,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,我会突然想:哎,去看看那扇窗,还亮不亮着。它亮着,一夜夜亮下去了。我开始想,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,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。

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,讲到此,人不会再听下去。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,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。半年前,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间独房公寓,在五十层楼顶,月租五百。就那么突然地,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、摇滚、国语肥皂剧、煎炸食物的“咝啦咝啦”,以及厨房里的蟑螂。按亮灯的一刹,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。还有地板上的霉斑,它们蔓延到桌腿、床腿和人腿上。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,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、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。搬家前,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。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,我的同胞对此表示出温和的蔑视。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,已形成一个阶级,我的行为,是种阶级背叛。从中国大陆来的人,都懂得它的严重。

“现在你睡着觉了?”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。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,不是男朋友。他也学艺术,先我入学一年,却到现在还没毕业。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,一毕业就是失业。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。“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,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?那么高,什么还吵得着你?”

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,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出一大钢精锅冷面,吃起来,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。有人对他瞪眼,他就将锅推出去:“来点吧?请!”李海澜什么都不怕,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,思想也优异,因此拿最高奖学金。

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时,翻着小日历卡,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,有二十八个红圈。“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。”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,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。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,人一定会死,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。

“你不睡你干什么?”李海澜问我。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,都说开卡车开得阔。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。他的花卉俗得合宜,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。“你写小说?”我摇头。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,不是你拿了笔,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。状态不对。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。“不写你干什么呢?”

“就那样……你说我能干什么,大半夜的?”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,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。我脸虚肿,眼袋低垂,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。

“你就是太孤独了!”他把钢精锅“当啷”一声扔进塑料袋,他的课要开始了。“听我的,找个男朋友。日子就是太孤独了,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(他女朋友)搬到一块儿。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,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!”他站起身:“我们是这样地紧密相处,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。哪个诗人这样说的。”他走没多远又回来告诉我:“找个男朋友!”

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。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扇窗: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,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。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,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。

我得去找这个人。

“电话、姓名、邮政编码都没有?”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,漆黑脸蛋,血红肥厚的嘴唇,真夸张得漂亮极了。她告诉我地址、电话、姓名都没有,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。

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,套上餐馆的长裤、红制服。女警察在外面说:“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?”

我“哗”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,清醒而坚定地说:“有这个人的。”

怎么会没这个人呢?一夜,两夜,三夜,芝加哥那么多窗灭了燃,燃了灭,它却始终亮在那儿。亮得并不肯定,像灵性和知觉。

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。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,人若不懂,书就糟蹋了。我受不了人不懂它。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,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。在某个凌晨,我拨通电话,淡说一个:“哈罗。”都会在那一刹感动: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,总有一分对称、相伴的孤独。

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:没有邮政编号、姓名,就等于什么也没有。

星期日早上,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,步子快乐地下楼去。

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。

“附近?据我所知,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。要么是办公楼?”老爷子说。

我肯定它是公寓楼,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。

“那一定不是附近!”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。

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。街截止了,却没见那楼。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。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,绿树都旧了。茸毛似的雨有点呛人,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,决定乘几站街车。车上只有七八位乘客,其中一位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。

“不认识我啦?我是虹虹啊,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!来,坐啊!”

我记起虹虹来。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,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,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。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,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,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。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,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。他被架上警车时,虹虹在厕所里化妆。

“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!有挣钱的时间,没花钱的时间!”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,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。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,亮个大钻石出来,偏偏就是颗大钻石,随虹虹手势,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。我又想,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,开什么牌子车。马上地,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、院太大,像住深山老林。我还想,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,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。最后我想,虹虹你饶了我,千万别提“上你那儿看看”。

“你住哪儿?”虹虹在付账后问。

“离这儿挺远。”

“走,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,顺便上你那儿看看。”

看了一遭,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,我的屋穷归穷,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。电话闲许久了,偶尔铃响,我扑上去,会先呛一口灰尘。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:亲热的骂,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。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,不易取悦了,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,仍是翻天覆地的闹。就像现在,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,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。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?我不会。到美国长了,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,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,若我与她互吐苦衷,一定像聋子的对话,天上一句,地下一句。

“你这窗外,要是有树就棒了。”虹虹评论。

我讪讪说,这是五十层,有这么高的树吗?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。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。她向我斜起眼笑,那么一轻佻,意思说,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。虹虹端起望远镜,脸作着怪。这时天黑了,雨尘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。

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扇窗看清晰些。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,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,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——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,赚钱不比抢钱难。他们一天天活着,每天都是个开始,每天也都是末日。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,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、高高兴兴地就来了。像虹虹和我,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,扎进一家家餐馆,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:“您这儿要人吗?”

听到个“要”字时,顿时想,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。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,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。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,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。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,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。

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。我送她到楼下,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,我一把揪住她胳膊。

“怎么办?我在找一个人!”

“啊?!”虹虹说。

“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!”

虹虹想了一会儿,坚决地对我说:“绝不要吃安眠药!”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。

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。每星期三是健康、心理咨询。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。我病得很不轻了,不找医生,却上天入地一样找“一个人”,在李海澜看,得好好治了。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,起码起码,我想。在他豁大了嘴笑时,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,又萎缩得不统一,参差着,牙更是长长短短。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。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,对丰衣足食、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,他穷出了风格、样式,穷出了自我宣言。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。

李海澜走后,我发现了他。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,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。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。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,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,赞美过我的英语、外套、头发,还有其他。

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。

“你来做什么?”我问。

“你呢?”他看我笑。

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。他约我出去走走。傍黑了,去哪儿呢。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,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。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。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、温雅、无侵略性。

“你咨询什么?”他问。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,工友们见我和个“鬼子”一块都装不认识我,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,眼光却充满恭喜。

“我想问问,怎么找到个人,没有姓名、邮政编号。”

“电话呢?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
“一个失眠者。”这令我惊讶:在此之前,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。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,或一个电脑技工,喜好没完的工作,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,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。在街灯黯淡时,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,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,打个长哈欠,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。我更多地想象: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;那种对自己潜力、才华期望过高,夜夜熬自己、榨自己,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,他们在每个世纪、每个时代、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。“一个失眠症患者。”我正色对他说。不管他是干什么的,失眠是事情的实质。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、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。

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,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。

遇到虹虹之后,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,是个寂静的正午,我向它出发。途中,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岁的黑男孩,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。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,但我没用它,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“对不起”。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:“请扔下我的身份证。”不仅身份证,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,医疗证、学生证、借书证、社会保险证。我逐一捡回它们,心很饱满,有了这些证,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。

“哈,失眠者?”他说,用的是英文术语,“这个国家失眠者太多!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?广告不是说,由于赚钱、谋生、债务的压力,失眠者越来越多?广告倒没说,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、亲近的淡化、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我说。

他看着我,看着我。像个警察或医生,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。

“真的,你看上去不怎么好。”他说。

“你也是?”

“我也是。”他眼神雾掉了,说,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、那么稠。“不过,你看上去……你到底怎么了?”

“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。听我说……”

他摇摇头,意思是,我理解你的胡闹。在美国,生活之所以便当,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。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,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:茫然=迷惘—理性低潮—精神无定性—某种癫狂。

“失眠会让人产生臆想,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……”他对我轻柔地说。

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、灯光中,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飘落。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、淡旧的,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,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。

“没有姓名、地址、电话,这个人就找不着吗?”我说。

他伸出手,摸了摸我的脸颊,爱怜极了。

星期五,我照例到餐馆打一天工。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、上火、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,以及奴颜媚骨的笑、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,挣得还不坏。进门时,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。这是上午,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,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。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,需要人去冰库扛冰。他们的脸新鲜,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。我突然冒出股愤怒。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。睡眠,在夜里是个岛,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。渡不过去的,譬如我,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。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,在那里相会盟结,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,单单撇下我,落伍失群,孤独得这样彻底!

我搬第二桶冰时,他们大声叫我:“作家!老板每天赚一千,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,我们要闹革命,你参加不参加?”

这事你们找我来啦?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,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。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、安全的、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?你们撇下我,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。闹革命,我不喜欢这主意,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。

又听到叫:“作家,老板娘要生孩子,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,你祝不祝?”

搬第三桶冰时我倒下了。这么虚弱,是我没料到的。工友们问我怎么了,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:怎样启得了口呢,我那不可理喻、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?

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,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,楼下草坪也颇癞痢,草菊花也是乌紫色。还有那些出入的人,也都牵着狗,安分满足,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。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,密密麻麻,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。一有人进出,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。也像我的住处一样,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,首先得有密码,其次得有许可,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秘的,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。

先是出来个坐轮椅的老头,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,他却说:“你等人?等吧。”

再是个中年人,心事重重对我笑笑,并没有问我:需要帮助吗?他是个神职人员,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,给了我一本小册子,叫作:“你是被爱着的”,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,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。

在我离开那楼,向巴士站走去时,迎面碰上个人。那人年轻,苍白得瘆人。他对我说:“嘿!”我才认出,是他。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。我说:“你也住这一带!”

“去湖边吗?”他说。

只要我再走慢些,就能甩掉他。事情出现了突变,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,让我好好理理心绪。

“为什么不呢?和我一起跑跑。来呀!就是一夜不睡觉,沿湖边跑跑,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,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。否则,没有恰当的睡眠,会感到自卑于其他人。”他说,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。

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,这给了我某种线索。

“昨晚你失眠了?”

“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。失眠是个古老的病。”

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。

“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?”

“不。”我说。

他向前弹去。我看他跑远,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。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羸弱,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。

李海澜“啊”了一声。“你还活着?”

这已证实了,无医无药可救我,我却依然活着。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。

“嘿,我找到那个人了。”我说。

“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。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,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。”

“就一个名字,还有一个邮政号,找了我好多天!”我兴奋地说。

“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?他在学校教法语,收入还行。”

我在想,我和“老美”怎么了呢?整整一个冬天,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,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。

“你得找个伴儿!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,还是很实惠的。”

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,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。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“老美”和我。还在冬天,他提出送我回家。快进电梯时,我要他等等。他问我做什么,我说:信!他轻蔑似的笑道:你还有信?我说:信也没有,睡眠也没有,用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?日子不更过瞎了。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。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,它是日子里唯一一个谜。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,什么也没有。父母已习惯不给我写信,或说,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。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,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。

信箱空的,他尴尬似的笑笑。

在电梯里,他吻我了。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,我没有“嗤”一声笑出来。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,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。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,给室内植物浇水,长跑,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;他还有个女邻居,总来叩门,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。

入夜了,雪下得大起来。我躺在他怀里,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。两点了,他说。我将他又搂得紧些。人们都渡到“睡眠”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。我问他: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,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磨?

他竟没有回答,我一下子坐起来。

他怎么可能睡着?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,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?这怎么了得?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,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。我突然想起什么,跃起,扑向窗。在撕开窗帘时,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。遥远的楼上,那个窗仍亮着。我承认我的不忠贞,但我不是存心的。

那以后,我躲着“老美”。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,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。他对我这个伤心的、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。

“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?长得不错,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,人多斯文!”李海澜说。

“你根本不了解我。”我说。

“你这人很不实际!”

“我是很不实际。”

“不实际有什么正确?!”李海澜,我曾经的室友,在此时凶了我一眼,奔他的课去了。

我真的撑不下去了,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。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,头埋在它们之间,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。

出校门我见“老美”等在风里。一点儿不忍和感动,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。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。我眼里胀着泪,他也是。可他连伴儿也不是,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。

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,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。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,失尽了一切情、谊、开怀和体谅。我从床上翻身下地,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。这是凌晨两点,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。

窗帘被拉开,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。一看见那窗,我放了心,只要它还在那儿,亮着,它就还是我的。就今夜吧,怎么样?我对自己说。半年来,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。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,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,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,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。

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,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。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,气越喘越短。我想,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,名字、电话号码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。

七位数的号码,我顶多按到五位,手指头就乱。于是我拳起手,只留根食指在外面,信号出来了,我一下又压下话机。那边若出来个“哈罗”,我这头该怎么说?说:“我想认识你。”或者:“我们一直是认识的,你一直在陪伴我……”

对,对。真是这样,你是唯一肯陪我醒着的人。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,一个“哈罗”就很好了,其他的,看“哈罗”后面的直觉。

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。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。

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,意外地,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。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。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,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。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,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“大”字来。是个男人,年轻的,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。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,都说不认识他。

当夜,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,我躺在床上,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,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,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。